城市管理

  • 发布时间: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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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管理就是要啃难啃的骨头

来源:新京报     20170420

 

整合多部门城市管理相关职能后,“年轻”的城市管理委已成为能源运行、城市容貌、垃圾处理、环境卫生、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管理多个方面的主责部门,并在破解“城市病”方面被寄予厚望。

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方案)已印发实施。城管委机构改革终于落定了。如何破解城市管理中“九龙治水”的格局,如何统筹协调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

改革后沟通从外循环变内循环

新京报:这次机构调整,主要有哪些变化?

孙新军:这次改革把发改委的煤电油等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煤炭电力等行业管理,以及充电桩等建设运行管理职责并入。这样基本上在能源管理上形成体系。相当于把煤电油气热统一管起来,打通全体系的能源运行管理,而不是分散的。

成体系的还有生活垃圾方面,之前再生资源管理在商务委,这一次把再生资源也管起来,形成全垃圾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运、处理就横到边、纵到底了。

再一个是环境卫生方面,把水务局河湖周边及园林绿化局绿化带内的环卫职能全部划过来,全市环境卫生的布局上就没有交集了。

这三个方面是改革后统一起来的职能,把和城市管理相关联的部门统一起来,防治运行过程中的交叉,减少部门顾虑和工作扯皮。

新京报:电力、煤炭等能源运行管理职责划入后,今后,能源管理会有什么变化?

孙新军:这一次改革标志性的内容,就是把能源运行管理等方面全部划到市城市管理委,构成一个能源板块。由一个主管单位承担煤电油气热能源的指挥调度等,为北京市热电气联调联控打下了组织基础。

比如,原来冬天缺气的时候,热电气要联调,热、气在我们这,电在发改委。所以几家要来回协商,需要更多时间。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就直接搞定,相当于由外循环变成内循环,可以内部操作这件事。所以此次改革,体制上的变化,减少了沟通成本,相当于加了润滑油,顺畅了很多。

垃圾处理设施薄弱是心腹大患

    新京报:新设的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处具体有哪些职能?

孙新军:地下综合管廊是新兴的东西,可以整合有限的地下空间资源,减少千夫所指的“马路拉链”现象。去年开始,不到半年时间,便累计开工建设53公里地下综合管廊,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文化旅游区)、来广营北路、顺白路、轨道交通3、7、8号线、石景山保险产业园、丽泽商务区。这个规模和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以前,这一块工作职在多门,你管一段,我管一段,标准规范各异,资源分散,效率也不高。成立专门部门后,做得更加专业、规范,今年,我们还会开工建设超过46公里,包括新机场高速公路、世园会园区内外综合管廊等。

新京报:新成立的环境卫生设施处,增加“设施”两字,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孙新军:“城市病”有两个层级,一个是疥癣之痒,难受难看不舒服;另一个是心腹大患,不治可能会危及生命。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就是一个心腹大患。此次改革配套成立了设施处,专门负责相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垃圾增长量很快。去年平均每天产生2.38万吨生活垃圾,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100吨。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生活垃圾日均产量将达到3万吨左右。目前,北京几个主要垃圾处理设施均在超负荷运行,有的甚至达到230%速度填埋。如果不加紧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到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垃圾围城,这不是危言耸听。

今年,我们定的方案里面,有20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在加紧推进建设。其中有5处垃圾焚烧厂是今年力推的,包括阿苏卫、通州、顺义二期、密云、怀柔等焚烧处理设施。2020年,垃圾的消纳能力要跟实际垃圾产生量相匹配,甚至要有较大弹性。焚烧能力富余后,还能把以前填埋的陈腐垃圾挖出来焚烧发电。

城市病“病去如抽丝”,把这丝抽得更快些

新京报:之前的城市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进行这次机构改革?

孙新军:城市管理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慢性病,需要综合协调。以前强调专业化,导致“越管越窄”、“越管越细”,造成重条轻块,忽略了城市管理中应更着重在区域、块状的管理。

这一次改革,进一步完成了综合管理和专业管理的结合,并突出管理的综合性,形成管理的合力。多部门共同合作,也能解决之前管理分散,“九龙治水”等情况。

新京报:具体如何解决“九龙治水”,提升城市综合管理能力?

孙新军:有些职能边界清晰的,如环境卫生等,归入城市管理委员会这个篮子里。但有些职能交叉极大,边界模糊的,如乱停车,既是环境问题也是交通问题,类似这样的,我们归到“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这个筐里。不管在“篮”里还是“筐”里,要实现管理的无遗漏。

相比之前的“首都环境建设委员会”,此次调整多了“管理”两个字,办公室仍设在我们委。这就意味着,职责特别明确的归一类,“退无可退、躲无可躲”,要担当起来。另一方面,有些似是而非、容易造成混淆,职能边界不清晰的,会由这个委员会进行综合协调。所以说既有主干性的东西,还有兜底的东西,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

新京报:“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如何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

孙新军:与之前相比,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职能和组成单位也有变化。在原有基础上,将公共服务企业纳入成员单位中,比如环卫集团、公交集团、热力集团、电力公司等。这个平台主要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这一次,我们要做实办公室会议,相关单位主管负责人都加入进来,成为兼职副主任,如城管、交通、环保等。把办公室主任会议作为日常机构,研究落实全市环境建设方面综合协调。

把办公室会议的内容真正做实,真正做到能议事、决事、定事、办事,把决定背回去,组织落实,然后共同对各区和相关企业进行考核评价,做得更加有内容、力度和效率。

新京报:北京仍饱受“大城市病”困扰,城市管理委下一步工作有什么策略?

孙新军:城市管理委近期工作总结下来,主要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啃骨头,尤其要啃难啃的骨头,如京哈线环境整治。第二是接山芋,还是烫手的山芋。我们是躲不掉的,必须接,比如背街小巷环境治理,很难,很容易反弹。第三个是提水壶,哪壶不开提哪壶,比如垃圾分类,搞了十几年仍然效果不佳。最后一个是捏散沙,要把各个方面统筹协调起来,用黏合剂和合适的力量巧妙地攥成团,形成团队,形成合力。

城市病“病去如抽丝”,我们要不找借口,勇猛精进,把这丝抽得更快一些,更彻底一些。

城市管理委近期工作总结下来,主要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啃骨头,尤其要啃难啃的骨头,如京哈线环境整治。第二是接山芋,还是烫手的山芋。我们是躲不掉的,必须接,比如背街小巷环境治理,很难,很容易反弹。第三个是提水壶,哪壶不开提哪壶,比如垃圾分类,搞了十几年仍然效果不佳。最后一个是捏散沙,要把各个方面统筹协调起来,用黏合剂和合适的力量巧妙地攥成团,形成团队,形成合力。

 

2、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杭州实践”

来源:杭州日报  20170630

 

 用这些丰硕成果向世界发声

如果给杭州添加标签,你或许会想到“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明之都、东方品质之城”“G20峰会举办地”。与此同时,另一张名片“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标准化试点”已逐渐在国内外引起关注。一直以来,杭州非常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早在几年前,杭州就引入了首个全球通用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并积极探索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标准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换言之,杭州在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市民美好生活的“标准”之路上已经逐渐结出果实。

标准化+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和“标准化”搭上边,这里面的“甜头”,上城区政府深有体会。2009年,上城区在全国率先推进政府工作全面标准化,并被国家标准委列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区政府在梳理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具体职能,整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依据的基础上,制定相关项目的标准,将项目的内容、程序、方法等以标准形式规范,形成了1个大体系,4个分体系,31个子体系,300余个职能标准化项目,8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建立了以探索“规范公权、服务民权”的上城区政府管理标准化国家示范,使政府工作可量化、可评估、可考核。居家养老工程是该区较早开始标准化建设的项目之一,《上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与管理规范》对居家养老32个服务项目、价格进行政府参与定价,制定了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表。测量血压、理发等项目由上城区志愿者协会提供免费上门服务,方便老人生活。“标准化”已经融入到点滴的生活中。目前,上城区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试点区”。

杭州电梯应急救援也是政府管理的一个典范。杭州建立了全国首个电梯应急处置标准化国家示范,用电梯事故救援时间小于14分钟的速度领跑世界。2010年10月,杭州率先搭建全国首个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全国首个电梯应急热线96333同步上线,96333实行24小时值班,带6位电梯识别码的96333标志,实现了故障电梯的精准定位,是全国首支市特种设备安全的“机动部队”。杭州以开展“城市电梯应急指挥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化试点”为载体,建立健全电梯应急处置标准体系、大数据管理平台、风险预警机制、质量反溯机制和智慧监管系统。其中,《电梯应急处置平台数据归集规则》作为全国首个96333标准,已由国家质检总局下文在全国25个试点城市推广;《电梯应急处置平台技术规范》作为我国特种设备领域首个团体标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电梯应急处置步入规范化道路,杭州96333模式上升为国家标准。今天,杭州模式在广州、南京、西安、沈阳等多个城市落地开花,成为全国电梯应急专属号码。

标准化+公共服务

杭州“小红车”誉满全球。最近,又荣获艾希顿“2017年可持续交通项目奖”。这背后无处不体现出“标准化+公共服务”的理念。2008年5月1日,杭州第一辆公共自行车投入运行。目前已拥有85800辆自行车,累计租用7亿多次,其中96%为免费租用,同时已向全国200多个城市(地区)输出了概念和技术项目。它参加首个公共自行车碳排放交易,用低碳方式减少城市拥堵,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2011年,杭州开始了“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标准化试点”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的建设,将全市3500多个服务点布局、8.5万多辆自行车调配、自行车道设置纳入标准化体系,建立起一套全面协调、系统有效且可以控制的内部秩序,通过系统地制定和贯彻实施标准,为公共自行车服务和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旅游频道评为“全球8个提供最棒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的城市之一”。现如今,杭州“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标准化试点”,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模式。“杭州模式”已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广东等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2个城市进行推广应用。可以说,杭州“小红车”倡导的共享理念,正影响推动共享单车等共享经济的发展。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标准技术委员会发布的《ISO37101》标准中指出,福祉是城市可持续的六大目标之一。杭州在智精残疾人托养服务方面探索的“标准化”服务正是其体现。2014年12月3日,杭州发布了全国首个《智精残疾人托养机构护理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托养服务内容,包括基础护理服务、康复训练服务、安全守护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延伸服务。《规范》包含220个智精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动作,实现标准化试点工作的全方位、全覆盖。形成了9大类52个标准,实现智精残疾人托养服务重点工作标准覆盖率100%、标准实施率100%。《规范》明确了托养机构要求、人员及服务要求、服务管理以及监督与评估,推动杭州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业走向正规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该标准实现了从管理层到执行层全员的标准化管理,残疾人家属满意度达到90%。《规范》是中国在智精残疾人托养机构护理方面出台的首个服务规范,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考虑了地域差异、城乡发展水平,避免了服务要求方面实际的盲目性和高标准,影响甚至引领全国智精残疾人托养机构的服务发展方向。

标准化+生态治理

杭州坚持用“标准化+生态治理”的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力打造“美丽茶园”、“美丽乡村”、“美丽县城”等美丽系列,建设“美丽中国”的“杭州样本”。

西湖龙井茶,声名在外。西湖风景名胜区是西湖龙井茶的核心产区和一级保护区,涵盖了7个龙井茶基地,产地有6000余亩。2016年上半年,龙井茶产量100.9吨,产值达到1.18亿元。2014年,为创建“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为一体的西湖龙井“美丽茶园”,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在省、市质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承担了国标委《国家美丽茶园综合标准化示范区(西湖)》项目。项目组共收集整理与西湖龙井茶相关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操作标准83项,其中新制定、修订的标准和增加的相关管理制度30个。结合标准推广实施,景区投入千万资金实施了美丽茶园游步道、茶园蓄水池、茶园喷灌设施、茶园生态复种等大型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茶园生态环境。2016年8月,启动“中欧互认互保”——西湖龙井茶(龙井茶西湖产区)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化运用试点。“中欧互认互保”是国家质检总局与欧盟委员会共同推动的“10+10”地理标志互认互保项目。该项目明确了中方指定的10个产品可获准使用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官方标志,并得到欧盟28个成员国保护。试点意味着西湖龙井茶拿到了欧盟的通行证,这为西湖龙井茶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杭州山清水秀,“美丽乡村”、“美丽县城”吸引了无数游客。杭州推动桐庐县开展国家级美丽县城建设综合标准化试点,让中国最美县城——桐庐家喻户晓。发布全国首个《“美丽高速”建设与管理服务规范》,不但提升高速公路沿线服务质量,而且还实现与周边区县合作创建一个跨区域的旅游联盟,推广开发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提升地区旅游经济。

标准化+中国制造

“得标准者得天下”,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产业主导权,拥有市场主动权。标准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国际贸易乃至世界经济的必争之地。世界各国都在以空前力量争夺国际标准竞争制高点。目前,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为179项,杭州市已累计完成23项国际标准,占全国的1/8。其中,杭州滨江区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就有12项。另有535项国家标准、794项行业标准和211项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先后有6个国际、43个国家、38个省级标准化组织落户我市。

目前,浙江正努力抓住中国制造2025战略机遇,对标先进、精准发力、持久发力,做高标准、做强品牌、做优质量,大力推进“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努力把“浙江制造”打造成中国制造的标杆和浙江经济的金字招牌,激发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打造“浙江制造”品牌,就是要构建“浙江制造”标准体系,实施“浙江制造”标准提升工程,研究制定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浙江制造”产品标准。杭州一直在全省发挥着龙头、领跑、示范、带头作用,在推进“浙江制造”标准制定上,首批由省质监局、省经信委公布的37家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中,杭州就有13家,占35%。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杭州在电子商务标准化先行一步。全国首个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于2016年4月落户杭州,创新规范电子商务质量管理。电子商务标技委委员由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83人组成。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其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目前,第一批7项国家标准《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术语》《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和《电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规范》陆续进入报批或审定阶段,并有望年内发布。这意味了,中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将进入标准化时代。

未来,杭州将以开展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城市试点为契机,总结“杭州经验”,提升“杭州标准”,与世界城市共同分享可持续发展经验和发展机遇。

杭州“追求”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时间轴”

2013年,杭州市质监局作为全国唯一受邀城市代表直接参与可持续发展城市国际标准的研究与制定。

2014年6月,杭州市质监局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开展研究合作,利用国际眼光和评价标准对杭州的可持续发展优势和不足进行衡量。

2016年6月27日至7月1日,杭州代表中国首次主办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会(ISO/TC268)全会。全球24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杭州作为主办城市首次提出了成立“国际城市联盟”的构想。

2016年10月3-7日,在美国波士顿,杭州正式成为全球首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试点城市。

2017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会(ISO/TC268)在巴黎召开会议,正式研讨杭州倡议。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赞赏和支持,表决同意在杭州发起成立“国际城市联盟”。

 

3、从“旧”到“老”北京城市规划是对历史积淀的尊重

来源:新华社      20170615

 

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近日研究讨论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送审稿)》指出,要推进实施老城重组,优化调整行政区划,强化政治活动、文化交流、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等服务功能。

这份引领北京未来15年发展的“总规”中,提及多年的“旧城”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老城”。

“旧”到“老”,一字之变,意味着什么?有关“老城”的话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引起广泛关注。

“旧”到“老”:“是对城市历史积淀的尊重”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千年古都,一座保有古都风貌的现代化大城市。然而毋庸讳言,数十年来,北京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一些古建筑被拆、胡同消失,古城风貌受到威胁和破坏。

以往一说“旧城”,就想起大规模“旧城改造”。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赵秀池表示,几十年的“旧城改造”虽然救急救危,但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如影随形。

13年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进一步扩大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

“多点一城、老城重组”“推进实施老城重组”“推进老城区平房院落修缮改造、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推动老城直管公房管理体制改革”……从两年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到2016年相继公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老城”理念,逐渐进入中央和首都决策者的视野。

今年5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送审稿)》,明确“老城”提法。

“从字面上讲,‘老’比‘旧’更有历史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字代表的是认识程度的提高。说‘老城’,是对城市历史积淀的尊重,是一种价值的认可和体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

“老城肩负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职责和使命。”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在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用“老城”替代“旧城”,反映了首都在城市规划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上的转变。

从理念到行动:“让历史、文化进入百姓生活”

老城重组,不是回到过去。

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曾多次呼吁:“我们放眼世界,首先要认识到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整治好、发展好,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中国最大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这项工程不是旧有历史建筑的恢复,而是环境的再设计。”

大栅栏地区保留了上百条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胡同,堪称北京胡同“活化石”。近来,胡同深处出现了一处小巧精致、曲径通幽的微公园——由一处菜市场改建的百花园。

“这处百花园和周边的平房民居融为一体,遛弯儿的居民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自在舒坦。”不再为“管了好、好了乱、乱了再管”所困惑的大栅栏城管执法队队长王利峰说。

留白建绿、拆违还绿,充分挖掘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将休闲空间建设与景观打造、文化传承结合……如今,北京西城区已在繁华街巷里建起了15个鲜花似锦、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微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过去平房区没有公园,现在需要提供城市公共空间,让能绿的地方绿起来,让历史、文化进入百姓生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说。

进入2017年以来,伴随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集中开展、治违力度空前加大。

“大规模治违和背街小巷整治,也是为了恢复北京老城风貌,促进老城功能和环境提升。”赵秀池认为。

“老城重组”到“一体两翼”:北京将“既古老又年轻”

 纵览全球,老城的保护和利用,一直是道世界性难题。

“北京也是历史悠久的首都城市,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保护和改造好旧城区,巴黎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经过大量比较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典型首都城市治理研究”课题组建议,北京加大对旧城改造和保护的补贴,为历史街区提供“保护网”,同时建设几个规模较大、功能全面的新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注重精细化管理。

“北京推动‘老城重组’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与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共同形成‘一体两翼’的首都空间战略布局,进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连玉明说,“老城更加注重城市功能优化与空间重构。”

专家提醒,老城重组过程中,更要注意传统格局的维护、传统风貌的修复、传统文化的复兴。

从地处东城的安乐禅林、江西丰城会馆等11处文物,到地处西城的浏阳会馆、沈本山故居等15项直管公房类文物腾退项目,2017年北京东城区、西城区都制定了文物腾退的“小目标”,老城内一张张文化名片有望被“擦亮”。

“推动老城重组的初衷,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城市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连玉明建议,优化调整东、西城行政区划,推动东、西城内部功能重组,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风貌整体保护。

他说,作为首都承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核心区域,老城应强化区域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成为落实“四个中心”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随着首都卫星城功能完善,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北京老城的保护与发展将获得更大空间,迎来更佳机遇。”展望未来,赵秀池信心满满,“未来的北京将既古老又年轻,既保留了千年历史古韵,又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市政设施,既宜居又宜业。”

 

4、上海:管理超大城市,像绣花般精细

来源:警民直通车上海  20170512

 

去年,上海启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城市交通环境明显改善。

“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这是党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也是城市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都会反复强调社会治理创新。面对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上海市委连续用“一号课题”聚焦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找准基层社区存在的共性问题,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激发基层活力;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社会治理、城市管理中的短板痼疾,持续做好补短板工作;通过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基层服务效率与城市管理效能;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在全社会树立规则意识,提高城市文明水平。

不待扬鞭自奋蹄,撸起袖子加油干。正是努力拿出绣花般细致的劲头,上海在社会治理、城市管理领域屡有新建树,基层社区力量得以显著增强,服务管理能力得以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扑下身子找准问题

回首五年,社会治理创新始终是市委关注的课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14年2月,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当年“一号课题”。从开题到最终成果及配套文件发布,经历了长达九个月时间。

市委书记韩正说,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加强基层建设,来自基层的同志最有发言权。要找准共性问题,就要扑下身子到基层去。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精神,市委调研组用四个月先后走访150多个街道乡镇、200多个居村,座谈访谈4400多人次,充分听取基层各方面意见。

当年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402条。11月18日和19日,韩正主持召开三个座谈会,充分听取部分街镇居村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中心城区和郊区负责同志的意见建议。与会者包括10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同志和6位专家学者。

扑下身子搞调研,踏踏实实找问题,上海一以贯之。在去年市委“一号课题”的形成过程中,韩正也曾轻车简从来到城郊接合部的闵行区华漕镇许浦村调研环境治理情况,在暴雨中走进宝山区南大村宗家宅实地查看“厂中村”问题,还曾事先不打招呼、只带几名工作人员来到青浦区查看整治难度最大的河道之一骑龙港的情况。

赋权增能激活基层

2015年1月4日,几经琢磨的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成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以及6个配套文件公布。其中总结的基层六大具体问题包括:深化本市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

如何赋权? 各区着力重构条块体制关系。部分区依托网格化,赋予街道(镇)对职能部门一定的指挥权、监督权、考核权。其中,依据辖区内相关事务的处置情况,街 (镇) 对职能部门的考核权重可达70%。此次改革以“权力下沉”为原则,旨在调整基层的责权匹配。

如何增能? 让街道集中力量投入到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去。在部分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于今年4月表决通过全国首部有关居委会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用立法形式明确市、区政府应当建立居委会协助行政事项的准入管理机制,制定居委会依法协助行政事项清单,对清单以外的事项居委会有权拒绝办理,减轻居委会负担。

春雨润物细无声。经过一轮强筋健骨,基层服务更加细致。

松江区广富林街道保利西子湾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郑丽娟说,市委“1+6”文件实施以来,更多有志于社区工作的新鲜血液注入进来,居委会用于社区服务的资金翻了一番。

问题导向补好短板

“成绩不讲自然在,问题不讲隐患多。”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的话可以解释市委为何把“补短板”作为2016年、2017年的“一号课题”。

坚持问题导向,市委深刻认识到“补短板”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以补好短板为抓手,上海抓住“人”这个决定因素,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去年3月24日,上海启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面对交通拥堵这一大城市难题,上海延续2014年“一号课题”的脉络,采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的思维路径。

市公安局在市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

划分96个责任区。每个责任区设立一个交警大队,对应若干街镇和公安派出所。每个片区下设若干责任岗,管理责任分包到交警个体。96个片区的交通堵不堵、秩序好不好,责任主体在交警,考核主体也在交警。

为夯实基层管理力量,让交警回归执法本职,上海还组建起超过4000人的交通辅警队伍,在全市1100余个路口和相关路段逐步承担起协助指挥交通、疏导拥堵和辅助执法等工作。依循民警带领辅警开展工作的原则,辅警充实到路口站点指挥疏导,交警下沉到路段中主动巡逻管控堵点。

“要加快补好短板,聚焦影响城市安全、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综合整治,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今年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今年2月6日,《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 印发。按照分级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上海建立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系,开展631公里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目标为今年底全市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应勇担任上海市总河长。

河长制的创新实践,是将河道整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给干部加压,而且发动基层群众共同参与。闵行区浦锦街道就公开招募村民代表,按照就近原则确定流域的“民间河长”。生活在河道周边的“民间河长”,熟悉实地情况,能第一时间发现、反映问题,还能利用自身优势,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关心、爱护河道。在那里,一支“民间女河长”队伍格外引人注目:通过街道妇联制作的基于手机微信平台的移动巡查系统,女河长们用手机拍下发现的问题,传送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后台;职能部门处理之后,必须拍照回复女河长。

凝心聚力取得实效

五年来,外环内烟花爆竹禁燃、交通违法大整治、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等“不可能的任务”相继圆满完成或正在有序推进,用事实证明经过夯实的基层是具备战斗力的,上海的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实效,是经得起检验的。

去年春节,新修订的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初经大考,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又成功实现“零燃放”,这其中凝结着公安干警、居委会干部和居民志愿者齐心协力的辛劳。在全市交通违法大整治中,学生家长被动员起来组建守护交通秩序的志愿者队伍,学校门口的违法停车明显减少。一些停车资源匮乏的医院与社区楼宇联动,协调医院内部职工和病人的停车问题。很多区和街道增加短驳公交资源,弥补“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促进了绿色公交出行。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城市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今年3月31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2016年上海市综合交通运行年报》 显示,晚高峰80%施划黄线的道路车速均有提升;北京路、南京西路、淮海路、武宁路 常熟路 衡山路、大连路、东方路等次干路车速提升5%至20%,其中南京西路车速上升幅度超过20%。

 

5、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路”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70615

 

 绿色、智慧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迫切诉求,也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战略方向。

2017年年底,北京市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居民,有望用上叠加了银行卡、公交卡、居民健康卡等8项功能的“北京通”卡。6月8日,“北京通”亮相科博会“智慧北京展”。

“近年来北京市在大数据和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李冠宇说。

李冠宇表示,取得的成绩是为了铺就“新型的智慧城市发展路径”,那么,“新型”该如何理解?各地纷纷提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规划,还有哪些挑战?6月8日在京举行的2017智慧城市论坛上,与会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答。

建设智慧城市成“迫切诉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镇常驻人口大约7.9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7.35%,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面临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和交通压力,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通病凸显,雾霾、交通拥堵、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矛盾日益突出。

“绿色、智慧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迫切诉求,也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战略方向。”李冠宇说。

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也需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的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本身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关键技术,而更多的是把很多新技术进行集中的展示,是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
  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有机结合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我国整个智慧城市的发展,大概从2011年开始,经历了近七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在介绍智慧城市发展历史时说,从2014年开始,我国从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在2014年出台了智慧城市的指导意见;2016年提出新型智慧城市,以及在此后开展对新型智慧城市自评估的过程。

“有共性”也要因地制宜

从国际智慧城市发展趋势来看,比较成熟的智慧城市已经部署了立体化、综合型、完整感知的模式,空、地、海全方位部署传感与探索设施,实现了城市立体化建模,形成虚拟投影。

“政府政务和数据的开放平台,在很多国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做法,这样除了数据本身让大家知道以外,它还会提供一些开放的接口,让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到政府的一些决策和施政的过程。”王志勤说,开放体系能够增强整个城市治理的能力。

在实施理念层面,发达国家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更多是倾向低端、均等的公共服务。民众可以通过电子化的手段参与到政府很多决策和决议。

“从国内外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实有一些共性的方面。”王志勤说,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各自选取的着力点不同。“总体来说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坚实的信息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设施之上重点针对比如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实现智能化转型。”

中国相对而言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建立很多集中式的一体化数据中心,是现在政府比较着力打造的基础性设施。王志勤分析,“我们国家在各个城市的管理中非常有创新性地提出‘网格化’管理模式。信息化发展之后,由单一的城市管理向综合治理的网格化发展,由简单的横向管理模式发展为综合信息的监督。”

他还介绍了在国内根据城市群的发展,智慧城市存在不同模式:有的是所谓“大城市+大城市”群狼模式。比如像江苏的智慧城市群,还有京津冀八协同和四项目协同协议,都充分体现了协同发展模式。

还有的是“大带小”的“犀牛+鸟”模式。在广东省就形成了广州市等大城市协同一些小城市、特色小镇这样一种协同模式。包括杭州与云栖小镇、桐乡市乌镇协同等,都是互补协同的发展模式。

“‘十三五’期间国家把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提出要推进100个试点城市。最近又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特色智慧小镇,要打造1000个特色智慧小镇,这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发展目标和提法。”王志勤说。

迎接“十三五”的发展挑战

智慧城市经历了数字城市、无线城市之后来到第三个阶段,这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

在应用层面,要实施政府的信息和管理模式变革,云计算和大数据是不可缺少的。云计算改变了传统的买软件、硬件、服务器资源的模式,而采用购买新的商业模式的做法。“这会为集约化地建立高效政务云平台提供优质的服务。”王志勤说。

在有了云平台和大数据之后,信息的资源开放成为下一步关键要素。现在从中央层面来看非常重视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放问题,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里明确建立了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实现国家数据开放体系,稳步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问题。

针对数据方面的共享融合,则是人工智能等成为智慧城市进一步的延伸。如何做好智能化的决策?在杭州建立的“城市数据大脑”就是一例,政府利用开放的交通大数据资源,打通了互联网、运营商、公共服务和政府之间的城市交通数据,城市摄像头资源与交警资源等都能很好地调动起来,在车辆调控监控方面达到良好的效果,车辆通行的速率进一步提升。

“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建设,北京信息化取得长足发展,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北京市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李军在分析《北京市“十三五”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规划》时说。

同时面向“十三五”,北京有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达到国际一流信息化发展水平,信息服务能力方面切实保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时俱进的信息化发展环境,打造可信可控可管信息安全体系……这些挑战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李军说。

北京市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新型“智慧北京”,信息化政策制度环境更加完善,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迈入国际一流行业,信息化成为融合创新升级发展的引擎。建成全球互联网创新中心、两化融合创新中心、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和智慧城市示范区。

其他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纷纷向北京看齐,“要全面实现智能化的智慧城市,目前看来,我们的短板在于智能感知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王志勤坦言。

“我们也希望各地政府下一步能够加强顶层设计,通过高效采集和有效整合,深化政府数据应用,建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的管理机制,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管理模式的进步,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也希望企业界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资源开展创新创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面向智慧城市的关键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产品和服务。”李冠宇说。